蟋蟀:童趣以及文学作品

蟋蟀:童趣以及文学作品
Photo by Wolfgang Hasselmann / Unsplash

这几天读修・莱佛士的《昆虫志》,本来以为是一本科普昆虫的读物,看了之后才发现,远远不是。它更多的是借助昆虫这一微观载体,折射出人性、社会与历史的复杂光谱。书中各章后附的大量参考文献,恰恰彰显了其跨学科视野与严谨的学术根基。作者穿梭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,将昆虫与人类世界的千丝万缕娓娓道来,让我们在观察自然之妙时,也窥见了文化的深邃映射。

当我翻至“蟋蟀”章节,许多回忆与感触油然而生。

童年的蟋蟀记忆

童年时,蟋蟀是我们的天然玩伴。那时的蟋蟀大致分两种:一种头型似三角,像极了警察的帽子,我们叫它“警察帽”;另一种更常见的是圆头,体型也更大。

夏末秋初的傍晚,田埂、草丛、石缝中,蟋蟀的鸣声此起彼伏。我们常循声而去,扒开草丛仔细寻找,一旦捉到便如获至宝,放入小纸盒中,蹲在地上看它们弹动须脚。有时还会互相较量,比比谁的蟋蟀更显“威风”。一只小小的蟋蟀,足以承载半天的欢乐。

真正让我对这小生灵生出羡慕之情的,是小学课本上一篇节选自法布尔《昆虫记》中的一篇课文《蟋蟀的洞穴》:“在朝着阳光的堤岸上,青草丛中隐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… …那微斜的门口,经过仔细耙扫,收拾得很平坦。这就是蟋蟀的平台。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,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。” 那个安静而富有仪式感的画面,至今仍在心中回响。

后来接触更多作品,才发现古往今来,蟋蟀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很多场景。

古诗文中的蟋蟀吟唱

在中国古典诗文中,蟋蟀常被赋予丰富的情感色彩。《诗经》中已有其踪迹,如“​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​”(《豳风·七月》),准确记载了蟋蟀随气候变冷由野外向室内迁移的物候规律。

《古诗十九首·明月皎夜光》中则有:

​明月皎夜光,促织鸣东壁​。

寥寥数字,勾勒出秋夜的月色与虫鸣,映照着游子的孤寂。蟋蟀又名“促织”,古谚“​蟋蟀鸣,懒妇惊​”,意为古代妇女一听到蟋蟀叫声,便知秋深天寒,冬日将至,需加紧纺织,为冬衣做准备。其名由此而来,也暗示着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提醒。

至南宋,叶绍翁在《夜书所见》中写道:

​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​。

篱落下的孤灯,与孩童挑灯捉蟋蟀的身影相映,画面温馨生动。这里的蟋蟀,不再是孤寂的象征,更添了童趣与人间烟火气。

《促织经》:昆虫学的先驱之作

关于蟋蟀,不得不提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昆虫学专著——南宋贾似道(1213-1275)的《促织经》。贾似道虽在历史上被视为误国权臣,但其《促织经》展现了惊人的科学观察与记录价值。

《促织经》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蟋蟀的遴选、决斗及饲养经验。书中首次建立了蟋蟀形态的​量化标准​,如精确划分蟋蟀体型为“大、中、小”三等,对应体长13-16毫米、10-12毫米、8-9毫米区间,这种量化思维比林奈的生物分类法早了约500年。其对蟋蟀“头项论”、“身长论”的分类体系,以及“后腿节有刺,刺间无小锯齿”等解剖学特征的记录,与现代昆虫分类学高度契合。

贾似道还记录了蟋蟀“​赢叫输不叫,雌上雄背​”的行为规律。现代昆虫学证实,雄蟋蟀在求偶时会通过摩擦前翅发出特定频率声波(约4-6kHz),而书中“鸣声连续无间断可达百分钟”的描述,与迷卡斗蟋的鸣叫行为研究数据吻合。书中关于蟋蟀物候“九月在户,十月入床下”的观察,与现代研究显示的东亚地区蟋蟀在9月下旬开始寻找越冬场所的习性,误差不超过7天。

《促织经》不仅是一部玩赏之作,其包含的​形态学、行为学、生态学观察​,构建了相当完整的早期昆虫研究体系,体现了宋人超越时代的细致观察与量化思维。

蒲松龄的《促织》:虫鸣背后的社会悲歌

清代蒲松龄的短篇小说《促织》,更是借蟋蟀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。故事说明朝宣德年间,宫中盛行斗蟋蟀,“岁征民间”,地方官为巴结上司,借机摊派勒索,“每责一头,辄倾数家之产”。

书生成名因无法缴纳符合要求的蟋蟀而受尽杖责,忧闷欲死。后来历尽波折,其子魂化促织,轻捷善斗,才挽救家庭于水火,甚至带来富贵。蒲松龄借“异史氏”之口叹道:

“​天子偶用一物,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,民日贴妇卖儿,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,皆关民命,不可忽也。​”

这篇小说​尖锐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婪与腐败​,揭露了“奉行者”借机盘剥百姓的罪恶,以及底层民众为生计奔波的劳苦、辛酸与艰难。蟋蟀在此已远超玩物意义,成为​社会压迫与人性异化的象征​,其鸣声哀婉,仿佛为不公世道奏响的一曲悲歌。

蟋蟀的多重身份与文化映照

回顾蟋蟀的种种身影:它是童年时的天然玩伴;是法布尔笔下善于经营、在“平台”上弹琴的“昆虫音乐家”;是古诗文中寄托孤寂、羁旅、童趣与时节感的意象;是《促织经》中系统科学观察的对象,展现着自然造物的奇妙;也是《促织》故事里折射社会百态与人性幽暗的镜子。

它小小的身躯,竟能承载人类如此丰富的欢笑、孤寂、豪情、悲叹与思考。不同的目光,为其赋予了多重身份:自然的,文学的,科学的,社会的。

修・莱佛士在《昆虫志》中试图告诉我们:昆虫世界与人类世界并非隔绝,它们与我们相依相存,并且能够相互映照出彼此的状态。而蟋蟀,正是这一观点的绝佳例证。透过它,我们不仅能观察一个物种的习性,更能窥见人类自身的文化、情感、智慧,乃至社会结构的微妙缩影。这或许正是“虫鸣中的文化镜像”最动人的含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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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C坏了之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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